在北京以南百公里之外的河北保定，雄县米北庄村的殡葬用品一条街被称之为“中国殡葬第一村”，1公里多的街道上，粗略估算有超过500家经营祭祀纸活、骨灰盒、收尸袋、寿衣等殡葬用品批发商。
每逢农历三五八十，米北庄大集，有门脸商家和附近村里的家庭作坊将街道当作展台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级批发商和零售商汇聚于此，六七十米宽的街道时常被物流货车堵得挪不动地儿。
殡葬行业利润丰厚，是街上店家并不会避讳的说法。
以寿衣来说，一套寿衣的批发价几百到千元不等，但零售到大城市，中间层层转剥，最后能卖到三千元以上。但如今，他们给这个事实前面加上“曾经”。
“现在价格基本透明，我们经常和客户因为一毛、几分的批发价来回周旋。”冯子川说，
他的店铺就在这条街的入口处，专售火烧殡葬纸质用品。从父亲手里接过这门生意时，冯子川觉得这将是个能干一辈子的生意。他告诉自己，要好好干，以后儿子接班，将这门生意做成家族产业。
现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地区对烧纸祭祖“一刀切”，“说不定哪天就会有政策下来，生意说没就没了。”
冯子川的大哥自2018年起，将电子花圈带到这条街上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他在七八年前也做过这类新型殡葬用品，但当时的市场不接受，最后不了了之。“如今大哥算是顺应了时代。”
而自己该顺应的时代在哪？他现在没工夫想太多，只是有一点笃定，要让孩子们走出这个圈子，“没有一个行业能让人一站到底，让孩子们多读书，长见识，以后不论遇到啥都不慌。”
米北庄大集，有门脸商家将街道当作展台。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
“琳琅”殡葬用品街
3月20日，正逢农历初八，米北庄村开集。
前一日刚下过雨，路上还有些潮湿，集市比往常似乎慢热一些。上午9点半以后，看货提货的商贩们陆续开车赶来，把六七十米宽的路堵着“水泄不通”。
虽然一上午只有两拨顾客登门，但冯子川电话里的生意一刻也没停过。
电话那头都是熟客，有的生意伙伴从父亲那辈开始就与冯家联系，超过二三十年交情的不在少数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自2008年起，21岁的冯子川从父亲手里接过生意本，在老熟客、旧人脉基础上，联系外地的代工印刷厂，并周边村里拓展仓储。
生意起步和做大似乎并不难，冯子川在13年前开了现在的这间门脸商铺，就在殡葬用品一条街的入口处，他在201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起，自家的纸活产品一天能批发上百件。
开集这天，冯子川家楼上楼下超过800平方米的地方，成摞的纸活半成品堆成了小山，一名女工坐在小板凳上分装祭祀用的三层楼“别墅”。
印刷好的厚纸板是楼体外墙，女工用手一捏便知大概数量，再取相同数量的配套屋檐、窗户、外墙来装袋，20套“别墅”就算打包好了。
这些还只是半成品。全国各地的零售商拿到货后，要自己拆封、折叠、粘贴组装，最后这些华丽的“别墅”会出现在一场礼式复杂的葬礼上，伴着逝者亲友的哀哭烧成一缕青烟。
火烧殡葬纸质用品俗称“纸活”，在米北庄村这条街上，“别墅”算是殡葬纸活里的基础配置。
除此之外，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应有尽有；洗碗机、扫地机等家电市场里的新鲜货也不难见；细碎之处也考虑周全，汽车、手机、护照、房产证等一应俱全。用的当地人话说，这条街上的物件，“只有人间想不到的。”
记者粗略计算，殡葬用品一条街上有超过500家商铺，都以批发为主，供应形式从原材料到成品都有，产品类别包揽了殡葬环节所用到的所有东西。周边村子里也存在诸多家庭作坊，从事着纸花制作、晾染，扎花圈、手工绢花制作等活计。
冯子川记得，儿时自家院子和屋里都是父母手工印染做的“奠”字。白纸板摞好裁成圆形，用丝网印刷版刷上黑色“奠”字，在通风处晾干，便成了旧时花圈的重要装饰部件 。
那些成摞的“奠”字曾是他儿时玩物，也是他最早认识的汉字之一。虽然不知道其中含义，但他能理解，这是父母养活3个儿女的活计。
一名女工坐在小板凳上分装祭祀用的三层楼“别墅”。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
老一辈留下的财富
“那时候生意确实好做。”同样做纸活生意的郭丽（化名）家算是整条街上起步较早的商户。
90年代初，她家花了8000块钱装了一部电话，那是当时除去村委会外少有的能与外界联通的电话，打破了此前外地客户发电报下订单的方式。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郭丽家成了整个米北庄村的订单中心。郭丽记得，那时候自己每个月掏出的话费平均在五六百元。而在当时，就算是端着城里的一份“铁饭碗”，月收入也只有一二百元。
此前有媒体报道提及，米北庄制作殡葬用品清朝就有，从纸花手艺起家，如今占据全国市场90%有余，从业人员有两三万人。
“我们村没人种地，都在干这个。” 郭丽说，米北庄村的土地大多包给外来人耕种，而扎纸花才是全村人的主业。即便是现在，不论规模大小，村里超过90%的人都在干着与殡葬行业有关的事。
郭丽觉得，米北庄村乃至这个米家务镇能在殡葬这行当独占鳌头，是老一辈人留下的财富。
郭丽的婆婆从年轻时候就做纸花养家，制作工艺并不复杂，五颜六色的薄纸裁剪成各异的花瓣形状，手中拿捏造型后用一根细铁丝扎紧。成品纸花过去并不单单用于祭祀，还曾出现在其他节庆布置场合，但后来逐渐成为花圈制作的重要部分，也成了后来殡葬用品的最传统物件之一。
早在六七十年代，她的婆婆就和同村妇女瞒着生产大队，将家里做好的纸花用自行车驮着带到外县市，甚至背到外省去卖，卖完了回家继续做，周而复始。
“米北庄纸花”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“四散走远”。
包括如今依旧热闹的米北庄大集，也是后来老人们为了吸引往外地供货商而设置的“展销会”，大集上的展品从过去的单一的小纸花、纸葵花、元宝、冥币到后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类纸活，再到现在寿衣、骨灰盒、装尸袋、引魂幡……
郭丽觉得，这里见证了几十年中国人丧葬仪式里的变化。
荣姐正在整理店里的寿衣。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
从“厚葬”变为“ 礼葬”
在米北庄村，所有对于死亡、祭品、殡葬的忌讳都早已被无形吹散，摆弄在每个从业者手里的物件都不过商品。闲暇时，摊主们会凑在一起一边抽烟一边下棋，孩子们在街道上拿着绢花嬉笑追跑。
谈及这些，寿衣店店主荣姐坦言，那些精心设计出来的寿衣对她来说，更像是一件件工艺品。
3年前，荣姐和她的合伙人从男女服装零售转战到了寿衣销售。原因很简单，服装行业日趋竞争激烈，生意越来越不好做，恰逢机会接触到了寿衣，二人便转了行。
从服装做到寿衣，看着都是做衣服，却有着天然的心理隔阂，本身也有着千差万别。
“每件寿衣要做34到42这几个尺码，不管胖瘦高矮都能穿进去。考虑到人去世时，身体已经僵硬，胳膊也抬不起来，尺寸大一些是必然的。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做大，衣服穿在身上要有比例，松松垮垮就不好看了，增大的部位基本在腋下、肩膀等一些地方。”
成衣出来后，荣姐会试穿，站着、躺着，想像衣服未来主人真正使用时的模样。
荣姐回忆，过去她见到殡葬品店会刻意避开目光，更别谈去揣摩、挑选某件商品。但进入寿衣行业后，她开始觉得，为人身后事做的安排是件神圣的事，上得了台面。
反复试穿过的衣服必然还要经过几次修改，“比如说立体裁剪出来的，它平铺出来以后效果就不好，不板正。但是如果你平铺裁剪后看着很满意了，穿在人的身体上它又不贴合人身，总有矛盾。”
听过不少类似“反正都会一把火烧掉，不用那么好。”“这东西没必要太好，能穿身上就得了。”诸如此类的话，荣姐觉得生气，哪怕是人这一生的最后一装，她觉得也应该体面。
鲜有零买的顾客登门，但她对一位已经96岁的老太太印象很深。
老人是女儿带来的，自己挑选、也不避讳试穿，和女儿有说有笑挑选了一套大红色做底花朵图案的五件套。女儿后来告诉荣姐，老人从70多岁就开始为自己选寿衣了，这已经是第三套，老人埋怨说过去衣服已经瘦了，穿不下，更重要的是，“前些年时兴的都过时了，不对我心思，我得来套新的。”
她见过不少地方为逝者穿寿衣，不管多少人在场，亲友将他身上衣服脱掉，简单擦拭后穿上寿衣。逝者的身体就在众目睽睽下赤裸裸呈现，“没有尊严”。
“移风易俗，我觉得就是应该把过去人们通过烧纸、吹拉弹唱的送葬表演展现出来的‘ 厚葬’变为‘ 礼葬’，逝者从穿衣到祝祷到告别再到骨灰入殓，应该如同生前一样被尊重和在意。” 荣姐说。
3月20日，冯伟妹在店里忙着对接网上的客户。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
改革下的传统纸活
殡葬行业利润丰厚，这是冯子川和同行们也并不会避讳的说法。荣姐提及，以寿衣来说，一套寿衣的批发价几百到千元不等，但零售到大城市，中间层层转剥，最后能卖到三千元以上。
但如今，他们给这个事实前面加上“曾经”。
“过去信息闭塞，做的人少，产业垄断，买这东西的人又基本不讲价，从我手里到死者家属那，不知道要被流转多少层，一个花圈零售价要高出批发价的五六倍不难。”冯子川说。
现在的价格基本透明，冯子川经常要在电话里和客户因为一毛、几分的批发价来回周旋，让步的结果是这一单又要少卖掉几百甚至几千块钱，不让步的话，客户一转脸去了别人家，左右为难。
冯子川说，以花圈来说，批发的单价在十几元，他们单个的利润大概只有几毛钱。“批发商一般都是几百上千的购买，我们的单价就压得更低，主要还是靠批发量赚钱。”
近些年，许多省市在移风易俗、殡葬改革大环境下逐步推行新政策。
今年3月， 哈尔滨发文对丧事活动中摆放、焚烧冥币和纸人、纸马(牛)等扎糊的丧葬用品下了禁令。雄县早在去年就曾发文，提倡进行“绿色环保”的殡葬祭祀。
显然，传统殡葬纸活与此背道而驰。
冯子川已经能感受到变化，发达省市的客户几乎不再有，但另一方面，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、农村市场依旧对此需求量大，总体来说生意还是在继续向好，“好像一时半会儿，老百姓还是依赖最传统的祭祀仪式，老人生前缺什么、喜好什么，去世后子女们给烧去一些，我觉得这不是封建迷信，更多是亲人们在安放哀思和寄托。”
冯家兄弟姊妹3人，冯子川最年幼，起步做殡葬生意最早。直至2018年，大哥冯大伟才入行，“电子花圈”也在这时头一次出现在了米北庄殡葬用品街上。
兄弟俩是同行，门店和厂房都相隔不过几十米远，冯大伟家产品的制作现场与弟弟冯子川家的风格迥异，焊接好的花圈形不锈钢架上用绢花装扮，中间醒目位置空出一块大约半平方米的位置，一名工人正在往上安装一块电子显示屏幕。
与父母们曾经手工印刷制作的“奠”字不同，冯大伟家花圈上的“奠”字是金属白色的，上面排布了LED小灯泡，制作好的花圈插电后, “奠”字点亮，电子屏幕上可以滚动出现悼念文字。
3月21日，冯大伟站在院外等着新最好的电子花圈发货。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
未来的风口
“这是糊弄死人，烧不掉就带不走。”冯大伟刚推广电子花圈时，首先受到来自父母的打击，做惯了传统生意，老人们觉得这东西没有市场，烧不掉的花圈势必会白白烧掉冯大伟的投资钱。
但在冯大伟看来，就算人们一时半会儿难接受，但电子化的殡葬产品是个风口，在殡葬改革不断推进、环保要求不断严格的前提下，电子花圈是传统烧纸的替代品。
但老人家的话不无道理，“烧不掉就带不走”，在以农村乡镇市场为主体的殡葬行业里，不管是零售商还是消费者，对电子花圈是啥还没弄明白。
电子花圈并不是冯大伟原创的，他第一次见这东西是在南方某市，但当时同行便告诉他，虽然东西做成了，但不好推广。冯大伟想，把它带到全国殡葬用品的龙头街上，“没有啥是卖不出的”。
但阻碍还是遇到了，首先不愿意接受电子花圈的是殡葬用品零售商。
冯大伟发现，即便是在一些已经在推行殡葬改革的地区，已经有人在经营电子花圈，大多做的“遮遮掩掩”，不愿好好推行。究其原因，是纸质祭品利润空间大。
“纸质品是一次性用品，烧完一波没了，本身单价利润空间就大，用数量还可以再带动一次（利润）。但电子花圈不一样，一般是零售商买回去后出租，一次消费10个、8个的，租金不过几百块钱。”
下沉市场对电子花圈不友好，冯大伟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地区找到了出路，在河北、天津、山西、贵州等等一些地区，越来越多零售商店，殡葬一条龙服务商家开始从冯大伟手里订货，疫情这一年，冯大伟外出次数减少，但口口相传带来的网络订单日渐增多。
目前，这种批发价在五六百元的电子花圈，他平均每日出货量在30个左右。
电子花圈经过几番改良，框架从过去铁质变为不锈钢材质，更加轻巧便于搬动。顶部焊接了一个凸出的造型，整体看上去更美观，有人愿意让电子屏幕更大些，有人希望花圈整体尺寸小一点，这些他都可满足，“东北的客户说他们那边流行一种桃形的花圈，这咱也已经给做成功了。”
米北庄殡葬一条街上也多了几家销售电子花圈的门店，有人向冯大伟取经，他不含糊地讲授经验。显然，比别人早迈步三年，已经抢占了市场先机，拿到了原材料供应商的最低价格，他计划下一步自己主要负责加工半成品，提供给下游客户让他们自己组装售卖。
他觉得在殡葬用品这行，这就是未来的风口。
米北庄大集，有门脸商家将街道当作展台。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
顺应时代变化
冯子川也知道，长远来看自己还是得转型。
就目前来看，殡葬改革、加强环保的政策似乎还并未波及到当地的收入。但米北庄村殡葬用品一条街要拆迁的消息，近些年也一直在传，没人敢断言这生意还能干几年。
街上的人也开始经营起网店。有媒体在2019年的报道中提及，米北一带光在阿里1688线上的卖家将近120家，采购商也大批从线上涌入。
冯家女儿冯伟妹也是从2019年开了家网店，售卖殡葬用品，网店上架了哥哥经营的电子花圈和弟弟售卖的传统纸活。清明节前夕，店里一款直径50的绢花花圈卖的很好，方便邮寄，也便于携带到公墓祭奠先人，冯伟妹一个人聊天、接单、打包、发货，忙得顾不上吃中午饭。
两年前冯伟妹做的也是服装生意，朋友圈里加了不少客户，平时发新款服装，发促销优惠。开网店卖殡葬用品后，她可以把原来那些顾客屏蔽掉，“朋友圈里发了让人不舒服。”
冯子川的店铺里，如今近八成的订单也是在微信上搞定，客户保持着半年到一年来一次的频率，“来了无非赶集看新样子，货比三家。”
从长远看、冯子川知道，店里的生意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了。越来越多的地区对烧纸祭祖“一刀切”，“说不定哪天就会有政策下来，生意说没就没了。”他预感这一天的到来的并不会太远，三年？五年？是个未知数，但已经是大势所趋。
每个生意人都会审时度势。冯子川说，早在七八年前自己也做过电子花圈，当时市场不接受，没人认账，不了了之。如今大哥的电子花圈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恰是顺应了时代。
而自己该顺应的时代在哪？他现在没工夫想太多，只是有一点笃定，孩子们要走出这个圈子，见识得更远。冯子川的两个儿子还在上小学，目前都在雄县寄宿上学。今年他带大儿子到衡水参加了考试，如果有机会，他愿意让孩子走到更大的地方去读书。
“你说我这想法对吗？”比起聊生意，冯子川更愿意和一些比他学历高的人聊聊孩子教育，这甚至是他现在努力赚钱的最大动力 ，“没有一个行业能让人一站到底，没有什么饭碗能端着吃好几十年，吃几代人。”
